罚当其罪，是刑法适用的最基本要求，但司法实践中，却往往被忽视。对于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而误入歧途的取款人员而言，要求他们对自己没有参与取款的所有诈骗金额承担退赔责任，实在超过取款人员主观预期的“合理射程”。

最近我们接的一个二审阶段的诈骗罪案中，被告人及其男友就因协助他人取款几万元，在没有任何获利的情况下，被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诈骗罪。并且，被告人在没有和上游诈骗犯罪人员有任何合谋，而是在诈骗犯罪人取得诈骗赃款后协助取款，提供银行卡给上游转款并参与取款几万元。该案只抓了我们的当事人和她的男友两个取款人，但一审阶段却被判决要对她毫不知情也从未染指的150多万元承担退赔责任。这意味着，如果该案的一审判决，在二审中被法院维持，被告人即便刑满释放，也要背负一身的债。在案件的主犯全部未被抓捕归案的情况下，这一判项比判处有期徒刑更让被告人难以接受。这种司法重刑主义的倾向，的确缺少最基本的“人性化”。

对此，我们类案检索出中山市同类229个案例，并筛选出11份与本案类似的判决书，总结了中山市过往此类犯罪行为的案例具体情节以及对应判决，形成书面法律意见提交了法院。并且在二审法庭上，向法官重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、与检控方来回辩论，积极主张有利于我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见。最终，我们不负所托，争取到二审判决对我们当事人调低量刑，并且仅在各自转款金额数万元范围内承担退赔给被害人的结果。同时，经过二审庭审，我们的被告当事人也清晰地认清了自己的男朋友真面目：不仅教自己女朋友取赃款，还隐瞒自己已婚的情况，甚至到了法庭还不承认与自己的男女朋友关系。

刑法应当是具有一定可预期性的。即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，判断其刑事法律后果。被骗参与取款的人员往往都有着正职营生，不是以犯罪为业，其获利与诈骗金额相比更是微乎其微，不应当让他们承担退赔全部诈骗金额的连带责任。因此，对于这些人员，我们是应该给他们留下回归社会的后路的。